那些年，我們參加過的高考｜上海會客廳

6月7日起，2023年度高考正式拉開帷幕，上海的五萬多名考生走進考場，迎來人生的重要時刻。高考在很多人的記憶中被深深銘刻，因為高考見證過一代代人的青春時光，同時承載著千萬家庭的期盼與夢想。

(資料圖)

本期新聞晨報·周到《上海會客廳》節目，我們邀請到幾位來自文化界和傳媒界的嘉賓進行分享，他們當中有人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，有人參加過1978年的高考，也有人在上世紀90年代參加的高考。來聽聽他們當年參加高考時有著怎樣的故事和別樣的記憶？

農場挑燈夜讀，我考入了復旦新聞系

朱大建：上海作協理事、散文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主任，上海老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，1977年參加高考

我是1969屆初中生，1970年下鄉到江西，1977年恢復高考那年，我意識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來了。盡管當時自己只是初中學歷，對高考沒有把握，但我還是通過刻苦自學，走進了考場，并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復旦大學的學生宿舍

當時，因為我在江西日報發表了散文《一把泥刀》，這篇散文是回憶自己初中學工時的工人師傅，顯露出一定的寫作才華，因此被借調到江西生產建設兵團農建師政治部宣傳科當宣傳報道員。后來生產建設兵團解散，我被調回鯉魚洲九團工作，鯉魚洲九團后改名為鯉魚洲五星墾殖場，我在政治處當宣傳報道組長。學生時，我的人生志向就是想要像斯諾先生寫出《紅星照耀中國》那樣的書，所以當年志愿填報的就是復旦大學新聞系，希望能進入高校深造。

朱大建和同事們冬天在鯉魚洲農場挑圩堤

當時農場生活條件非常艱苦，菜沒有油水，我們經常吃冬瓜皮炒辣椒、海帶湯，就著辣羅卜干下飯。農場的工作非常繁重，春插，雙搶，秋收，冬天要挑圩堤（見上圖）。在這么艱難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堅持讀書學習。中午，大家都在宿舍里午睡，我一個人獨自坐在床邊寫散文，腳伸在床底下，小腿被蚊子叮咬了好多口，癢得我不停抓撓，皮膚都潰爛了。夜晚，我在油燈下躲在蚊帳里讀魯迅的《吶喊》《彷徨》，鼻孔都被油燈的煙給熏黑了。

復旦大學新聞系1981屆畢業合影照，最后一排左二為朱大建

那年冬天，我是在墾殖場考場參加的考試。考試結束后，我并沒有抱太大希望，沒想到最終以高分被復旦大學新聞系錄取，從此開啟自己的新聞和文學人生。

45年前的高考，我在知了聲和賣菜聲中答題

葛明銘：國家一級文學編輯、故事家、曲藝家、《滑稽王小毛》節目創始人，1978年參加高考

45年前一個夏天的清晨，我睜開惺忪的睡眼，父母已經上班去了，桌上放著半鍋泡飯和一根油條，油條旁的小碗里是淺淺的一泓醬油，這就是父母給我準備好的早餐。那天我居然獨享一根油條，原因是我要去參加高考。

漱洗完畢，油條蘸蘸醬油，呼呼啦啦地一大碗泡飯下肚，拿了筆和尺就出門上路了。考場在南車站路上的大同中學，從我家到那里大約5公里左右；那時沒有出租車，似乎也沒想過要去乘公交，這點路一般都靠“11路電車”（步行）解決。

1978年7月21日《解放日報》報道，考生們全神貫注地伏案應試

雖然是決定我今后人生的一場考試，但心情卻是“也無風雨也無晴”的平靜和淡定。走了40分鐘左右，到了考場門口，肚皮里的那碗泡飯和一根油條早就消化掉了。校門口沒有送考的家長，沒有維持秩序的警察，只有幾位老師在引導考生入場。考試教室在進門右轉一幢樓的二樓，按照準考證號碼，我的座位是靠窗的，窗外就是交通要道南車站路，而對面是蓬萊公園。

考場窗口下面的人行道上，幾十位農民擺開攤頭賣菜（插圖 羅志華）

考試時正是上班時間，馬路上卡車、公交車，黃魚車、腳踏車來來往往，喇叭聲、車鈴聲一片喧嘩，窗外行道樹上的野烏子（知了）不知疲倦地鼓噪著。而窗口下面的人行道上，幾十位農民擺開攤頭賣菜，“雞毛菜要伐？”“阿姨，洋紅番茄買眼去！”“爺叔，毛豆子要伐？回去炒炒咸菜蠻靈個。”叫賣聲此起彼伏，討價還價聲不絕于耳。

考卷發下來了，我定一定神，開始做題，筆尖在考卷上逶迤，思維在考題中徜徉。漸漸的，窗外市井喧嘩聲越來越輕，消失于無聲的考卷中……

進上海師范大學后第一張同學合影，左2為葛明銘

一個月后，我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。因為我擅長文字，所以當時第一志愿填報的是中文系，第二志愿是歷史系，我的同學當中很多人后來都成為社會中堅力量，其中不乏文化界、傳媒界的知名人士。

當年全脫產復習，拼了三個月進了

施薔生：高級經濟師，原民進上海市委城市治理委員會副主任、第十二屆、十三屆上海市徐匯區政協委員等。現兼任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委員、上海市政府采購評審專家、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會特聘專家、上海東方法治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長等職務，1977年參加高考

當時距離高考備考只有3個月的時間，我在商貿單位工作，已有5年工齡，所以可以享受帶薪讀書的福利。一個晚上，我們幾位要好的同學在商議后決定一道參加高考，雖然我是72屆初中生，畢業后一直在工作崗位，好在自己是兼職搞宣傳的，所以決定報考文科專業。

我向單位領導提交申請并得到批準。當時我是班組副組長，又兼團支部宣傳委員，工作還是比較忙的。好在當時自己年輕，經常不休息，并且有時還日夜班連做。領導相當支持我參加高考，讓我三個月全脫產自學，而且不扣一分工資。鄰居借我機電書和數學書學習，中學同學那時已經是復旦工農兵學員，他借給我文科考試預習題目，單位同事還在夜里特意送來考試用的復習資料。父母也是全力支持，基本上我家務不用碰。

1977年12月13日《解放日報》報道，廣大考生精神抖擻、滿懷信心地邁步進入考場

就這樣，我一口氣拼了三個月準備高考，最終被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錄取。那年我數學發揮一般，好在語文和政治分數還可以，高考作文寫得不錯，主要原因是作文與自己在實際當中遇到的案例有關。總結下來，當時參加高考，也沒什么大的心理負擔——父母不逼，單位支持，自己有工作，可進退自如，所以考場發揮較好。

前段時間，我參加研學團隊去湖南時參觀了曾國藩墓區。聽雷頤教授專家在講到曾國藩“落榜生的逆襲”故事時，我頗有感觸：

曾國藩年輕時參加科舉考試兩次名落孫山，第三次終于中榜。不僅如此，清代時的湖南赴試學子還面臨著過洞庭湖時的生死考驗。每屆鄉試之期，正是盛夏酷暑，洞庭湖汪洋恣肆，一遇暴風雨陡發，只得停船等候，有時十天半月都開不了船。為了能按時參加考試，有部分考生乘一葉扁舟，冒險趕路，常遇風濤……

大學班級合照，施薔生為最后一排左7

如今，社會是否應該淡化對高考的“關注”，而家長和考生對于高考可以“淡定”一些呢？在人工智能科技到來的新時代，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路徑已經大大拓寬和多元化，不像我們當年，高考就是改變和決定人生命運唯一的出路。

那時候的高考，家長不送考

姜浩峰：資深媒體人、《新民周刊》主筆，上世紀90年代參加高考

6月7日是高考首日，看到考場外有家長和老師送考，我又想起去年高考時曾經寫過一篇文章——《送考？別把旗袍玩壞了！》，講的是有些地方男性高中老師也穿著女式旗袍送考，這種“儀式感”蠻嚇人的。其實，男士以前也有屬于自己的傳統服裝，上海話稱之為“長衫”，北方叫它“長袍”，現在說相聲的“工作服”又興這種衣著了。一般來說，高中老師，特別是語文老師，知道孔乙己的，應該明白長衫才是男士適合的傳統服裝。

回憶我那時候參加高考，在上世紀90年代，無論高考或是中考，還鮮有家長送考的。至少在我的同學中，家長前去送考的幾乎沒有。平時騎車去上學的就騎車去考場，平時坐公交車的就坐公交車去考場。考完也有對答案的，大多數同學則是要去享受暑假了。

原因倒不是說家長不重視高考，而是感覺孩子邁出家門，家里不該再從頭管到腳了。特別是對畢業班學生來說，他們該走向獨立了！或迎接勝利的喜悅，或接受失敗并重頭再來，而家長送考，又無法包辦日后的一切。只是不知道這樣家長不送考的高考場景，是否會“昔日重來”……

2023年6月7日，上海家長和老師在考場外為考生送考（本報資料圖片）

對了，我甚至想起自己參加中考那一年，有個同學頭天語文考試竟然沒來，原因是這家伙在游戲機房激戰正酣，記錯考試日子了。后來學校老師開證明說他發燒了，請求補考，好像也考取了高中，后來也考上了大學。不知道這當年腦子熱昏的小子如今“混得”如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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